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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一九三二年一月（第4页）

“我那一次，忽然发现我办药厂真正的意义所在了。中国太大了，也太穷了。我的药自然不如国外的好，但胜在本土生产，价格低廉，可以让最苦最穷的老百姓也吃得起药。同样是卖，比起一款只有富人们消费得起的高级药，我宁可生产十款几元几角的廉价药。不去关心最贫苦的老百姓，算什么大医？你说我做事的动力是什么，就是病者有其药。”

方三响没有回应，而是陷入沉思。一种一直萦绕在心中的模糊的想法，似乎被这一席话触动，快要凝结成形。

他们边走边聊，通过一处被十九路军封锁的路口。那些士兵都很年轻，嘴边挂着淡淡的绒毛，见有人来了，便持枪喝令停下。项松茂带着笑容下了自行车，手里拿出几包烟来。

这些士兵经过二十九日一天激战，浑身都被硝烟笼罩，疲惫不堪，一见有香烟提神，无不大喜。项松茂要拿出打火机，士兵们却摆摆手表示不用。路边斜躺着一架仍在燃烧的马车残骸，他们笑嘻嘻地蹲下身子，拿烟卷凑过去，就着残火点燃。

项松茂问他们目前还缺什么伤药，一个小兵说，不缺药品，最缺的还是重武器。日本人的火力太猛了，又是飞机又是铁甲车，凭几条步枪根本挡不住。

“有了重武器，根本不需要药品；没有重武器，也用不着药品了。”有人说了句残酷的俏皮话，惹得大家一阵哄笑。只有项松茂和方三响没笑。

“那日本人等一下又打过来，你们怎么办？”项松茂问。

“听长官命令，坚守到底。”小兵叼着烟，稚气十足，却杀气十足，“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，横竖不能让小日本舒服了。”

从封锁线离开，方三响问项松茂：“听口气，您认识他们？”项松茂道：“这十九路军刚调来上海，之前他们一直在江西剿匪。我去江西采办原料时，曾经遇到过这支军队。”

“江西？剿匪？”方三响一怔。这两个词凑在一起，可是不寻常。江西闹的是赤匪，这几年报纸上一直在说政府围剿，可似乎从来没什么成果。之前农跃鳞就是投奔了那边，可惜后来断了联系，也不知他什么情况。

“你不知道。我在江西看到这些小兵，个个眼神都很麻木，很漠然，感觉像是在执行一项与自己无关的任务，应付差事罢了，个别的还会勒索过往客商。可现在同样一拨人，精气神完全不一样。”

“因为打的敌人不一样？”方三响敏锐地觉察出，说道。

“正是如此。十九路军是国内头一等的精锐，你瞧，他们剿匪与抗倭的精神状态截然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打日本人，他们知道打的是谁，为谁而战。”项松茂说到这里，右手按住礼帽，难得抱怨道，“政府天天说什么‘攘外必先安内’，这个账都算不明白。日本人都骑到脖子上来了，还左一口‘绥靖’右一句‘亲善’，到头来，还得让颜院长和我们这些人组织自救。”

两人正说着，忽然看到数辆悬挂红十字标志的救护车从远处虬江路开过来。车队看到方三响佩戴的袖标，主动停下来，一个穿着黑袍、挂着十字架的法国人从车上走下来，这人身材颀长，可惜只有一条左臂，冲方三响用力挥动着。

方三响认出他是饶家驹，是一个法国神父。早年间饶家驹在徐汇公学任教，带着学生去佘山放烟火，结果不慎被扎伤，被紧急送到红会总医院。当时实施急救的，就是方三响。虽然饶家驹的右臂最终没保住，但两人因此结识，还加入了红会。

近日闸北开战，造成许多难民流离失所。饶家驹自告奋勇，趁两军停战之时，带着几辆救护车冲入闸北，让受困难民往安全区撤。

方三响朝车队后头望了一眼，这几辆救护车里，塞满了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孺。有半大的孩子趴在车窗边，有一脸愁容的女子闭目不知所措，也有满脸皱纹的老者，手还紧紧抓着包裹。他们原本的生活贫困，但至少安定，不过朝夕之间，骤成难民，很多人还是一脸懵懂。

饶家驹问方三响去哪里，方三响说去吴淞路那边去救一批平民。饶家驹看看左右，用熟练的汉语提醒道：“你要小心，日本人不是太讲规矩。”方三响心中一沉，饶家驹这么说，必然是经历了什么。

可惜两边都赶时间，不容细聊。饶家驹临行前叮嘱了一句，如果遇到什么危险，尽量往苏州河那边去，他的车队会在这条线上持续收容难民。他的法国身份，多少能起到一点庇护作用。

望着车队远去，项松茂叹道：“饶神父真是个好人。可我们在上海，居然还要靠一个法国人才能得到庇护，这实在是太荒唐了。”方三响眼神闪动，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青山下那一句撕心裂肺的疑问。

“魏伯诗德先生，这么多年，我还是找不到答案。”他心中的一个稚嫩声音，懊恼地沉吟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