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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章 一九四〇年六月（第2页）

三年前的那一场淞沪会战，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在上海造成了大量难民。国府无暇顾及，日本人如狼似虎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又置身事外，结果这些难民流离失所，无处容身。中国红会不得不祭出沈敦和的故智，联络了各国驻沪人士，组建了上海国际红十字会，处理难民问题。

其中最为艰难的安置工作，由一向热心公益的饶家驹神父负责。经过他的奔走斡旋，最后在南市的民国路与方浜路之内划出一片城区，作为收容难民之用。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，他殚精竭虑，穷尽所能，硬是在极度恶劣的大环境下，保住了这个“南市难民区”和生活在里面的三十多万难民。

谁知本月饶家驹接到耶稣会调令，需要返回巴黎。他有心拒绝，可耶稣会态度十分强硬。谁都知道巴黎如今在德军占领之下，同样需要救济难民。他犹豫再三，也只能奉命行事。

为了不引起难民恐慌，饶家驹决定悄悄离开。只是到了六月十六日离开当日，他实在舍不得自己付出无数心血的难民区，遂坐车围着这个区域最后转了一圈，才依依不舍地来到码头。

唯一赶来送别的人，是和他这三年密切配合的红会第一医院留守主任——孙希。

抗战开始后，在颜福庆的调度之下，兼任红会第一医院院长的应元岳率领红总、中山医院，以及上海医学院的大部分师生、医护人员内迁去了云南。孙希因为受过枪伤，被任命为留守主任，留在上海维持哈佛楼的运转。

南市难民区是一个国际中立区，只有红会系统的医生能够进入。孙希作为硕果仅存的外科主力，几乎每天都往难民区跑，与饶家驹结下了深厚友谊，也最为知晓他的难处。

“我走以后，你们一定要早做准备。未来的局势，恐怕会更加棘手。”饶家驹提醒道。

“不用未来，我估计您离开的消息一传开，这个难民区就会维持不下去。”孙希悲观地表示。

中国红会在沦陷区已停止了实质工作，他们并没有能力接管难民区。

“我说的可不只是难民区的事情。”饶家驹脸色凝重，“我听一些在工部局的朋友讲，德国、意大利和日本最近外交动作频繁，很可能在几个月后签订一份条约，正式结成军事同盟。”

孙希顿时一惊。他一直关心欧洲局势，法国早已被德国击败投降，英国正困守不列颠岛拼死抵抗。倘若这时候德国和日本结成军事联盟，岂不是意味着日本将要对英国人宣战？

日本人在三年前就占领了上海华界，但出于外交考虑，没有进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。许多药品，都只有通过租界渠道可以获得；而许多不可宣扬的病人，也是通过租界才得到保护。这三年时间，上海租界如同一座孤岛、一个正常生活的残影盒子，支撑着人们的最后希望。

倘若日本对英国宣战，那么这座孤岛一定会被洪水淹没，而上海将被黑霾彻底笼罩，再无一丝光亮，孙希呆立在原地，内心波澜几乎无法平息。跟这个消息的冲击力相比，饶家驹的离开都算不得什么了。

饶家驹很理解这位中国朋友的震惊，伸开仅存的一只手臂，拥抱住孙希，说：“如果你还能见到方医生，代我问好，希望他健康如昔。”孙希勉强笑笑，也伸出手来，抱住这位老朋友的肩膀。

“A bon chat，bon rat.”老人趁机低声在他耳畔咕叽了一句。

这句法语直译过来是“有厉害的老鼠，就有厉害的猫”。孙希还没开口，饶神父那略带口音的汉语，又一次在耳畔响起：“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我觉得这句中译最准确。我的朋友，请你不要放弃希望。”

随着一声悠扬的汽笛声，大船缓缓驶离了码头，载着饶家驹离开了他生活二十余年的上海。那个站在甲板上的孤独身影，既像是在缅怀过去，又像是在为当下担忧，同时还带着点对未来的茫然。

孙希已经数不清这是开战后送别的第几个朋友。更可悲的是，他从来没有接过任何朋友回来。

船只很快变成黄浦江上的一个小黑点，孙希默默转身离开十六铺码头。他上了一辆黄包车，淡淡地说去赫德路爱文义路。半路上车夫出于职业习惯，还想随口跟客人闲聊几句，可这个客人一声不吭，整个人蜷缩在车座上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。